[103]再一周后的3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作中国不允许乱的谈话时，进一步说到用立法维护稳定的问题：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
[53]参见刘松山：《国家立法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周永坤：《法律工具主义及其对司法的影响》，《学习论坛》2006年第7期。
如何把握改革所引起的社会稳定性和可控性的限度呢？1983年6月，国务院负责人在向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小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但是，必须保证不出大的问题。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妥善处理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立法策略。来源：《法学》2014年第1期。[99]同前注[2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07页。这样立法谨慎一点，比较符合实际，法律就可以比较稳定，法律的威信就可以慢慢地树立起来。
[32]值得注意的是，十三大报告所提的要尽可能用法律加以明确的应兴应革的事情，不仅指经济体制中应兴应革的事情，更包括政治体制中那些应兴应革的事情。[23] 三中全会结束后，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改革的重点。篇幅所限，本文只想处理一个前人还不曾充分关注的领域，即戴东原的法哲学。
戴震的方法确实极具魅力，但和实证主义没有紧密关系。[37] 当然，并非每个人的心知都能达到神明的程度，恰恰相反，只有极少的人才能如此。蔡锦芳对戴震文稿的版本有一个更为详细的考证，见蔡锦芳：《戴震生平与作品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二二。
最后，上述的同然二字还有另外一项重要意义。知其性者，知其气类之殊，乃能使之硕大蕃滋也。
这里的区别在于，根据同情心所得到的是自己对他人遭遇的感受，而根据戴震命题得到的是自己认定的他人的感受。规范是道和阴阳更为具体的表现： 观象于天，观法于地，三极之道，参之者人也。但是要害在于，人间的政治秩序并不是君主或者任何强者专制意志的产物，甚至也不是多数人的意志所能够决定的。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
当然，一定有人会批评说一旦在规范性判定中纳入了情感因素，判断的准确性势必大打折扣，在严重的情形下还可能造成善恶是非再无确定性的后果。又以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不可谓之理义。如《中庸》自诚明，谓之性。[48] 人的道德能力达不到理想状态的原因：第一，是欲望得不到约束。
[19]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八。本文主要使用了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
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55] 即便决策者是普通人推选的，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于众人，则共推之为智，其去圣人甚远也。通俗地说，人不得杀人，是因为可以判定，允许任意杀人不可能成为普遍成立的准则，即如果每个人都任意杀人，那么当事人的生命和意志自由也可以被随时剥夺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不能接受这样的准则的。
康德政治哲学为了保护个人，划出了不受国家干涉的私人空间，但个人在私人空间内的活动似乎无所谓善恶是非。就器而别之，孰金孰锡，孰精良与孰否，才之喻也。[3] 首先，就方法论而言，戴震曾经概括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无论如何，理义这个词就是戴震话语中的规范性。但是本文绝无本土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学术意图，譬如强调洪亮吉先于马尔萨斯提出了同样的人口学说，再或者郑和的航海活动先于甚至优于哥伦布的冒险，这类比较的学术和实践价值都非常有限。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
所以，当本文讨论戴东原的法哲学时，它不是诂译戴震本人对他所观察到的法现象的描述，毋乃是重构戴震对现代法字所涵盖的各类规范的理解。但是，不同于康德政治哲学灭绝情欲的设想和效果，戴震命题最大限度地涵容了欲望，褒扬了情感，以至于更加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告子的问题在于把性等同于生命，或者说所有生命的共有特征。然人莫不有家，进而国事，进而天下，岂待圣智而后行事欤？[53] 既然圣人难得，而普通人每天都要根据规范而行为，自己又不一定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判定，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有一种情况是，完全由拥有权力的人来决定： 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
他的主要观点是，按照朱子的说法，所谓人之生也，由气之凝结生聚，而理则凑泊附着之，那么理和气，理和由气产生的欲显然就是两个同存于人身的不同事物。[14]但是《康熙字典》中也列举了法的其它外延：制度、礼法和象等。
在斯密那里，人的道德能力来自于同情心，而戴震这里，人能够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感受，是因为人慢慢发展出这样的道德能力。那么，戴震是如何看待权威和权力的呢？当君主或者上级做出是非对错的判定时，普通人又该如何行为呢？这也许要触及戴震思想中最为绚烂的部分了。戴震质疑说： 今释孟子，乃曰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以不移定为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为，知不善而为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
如果还其本来面目，戴震哲学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他所谓以己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也的是非判定法则，而这一法则使儒家传统在当代继续发展成为可能。[17] 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特别是第三章。
[12] 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自暴自弃，夫然后难与言善，是以卒之为不善，非材之罪也。
[10]或者说，在现代亦即西方学术分科的意义上，戴震在哲学，即予世界以系统解说的工作中，确乎做出了超越他经学家身份的卓越贡献。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
即： 味也，声也，色也，在物而接于我之血气。[5] 梁启超和胡适都有这样的观点，参见刘巍：《二三十年代清学史整理中钱穆与梁启超胡适的学术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4卷第4期，第64页。判定一个学者伟大与否的标准，可能在于他对身后的学者究竟有何影响，而戴震在生前身后始终是其他学者发展学术、阐述思想时鲜能忽视的一位巨子。这正是本节乃至本文的期待。
[59] 本文对戴震与康德的比较主要考虑到康德哲学在西方政治哲学和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中所处基础地位，当然也考虑到戴震和康德几乎完全处于同一历史时代。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
只有真正通过戴震命题检验的规范性判定，而且通得过每个人的检验和判定，才算是合乎理义的准则。梁启超：《戴东原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
关键词： 戴震 法哲学 戴震命题 引论 戴震（1724-1777），字东原，是清代雍正至乾隆中期在世的一位伟大学者。[34] 人有口、耳、目、心等官能，其中口负责味觉、耳负责听觉、目负责视觉，这些都是以人的肌体和实在有形的万物直接相对，而心的官能则不同，是以人的心灵去探知无形的万事以把握其规范性的有无。
